最近150年中，心理科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激起了无数的辩论，提出了许多论题，在社会中制造了不太积极的现象；

在世界上投放了许多术语，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非常有必要尝试以一种具有概括性的范畴定义；

即以一种具有普遍解释意义的理论纲要，来分析和研究这些庞大的数据、极其混乱的意见分歧以及记录成文的经验事实。

其中2008 年出版的《性科学史》一书中有关对性的肯定、淡化、误解以及私人性的一些描述，揭开意识形态的面纱，而又不必明说：现在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切性理论的有效期，都是受时代制约的，因为人的性欲和性行为并不像血液中的含盐量，几千年来一成不变。

20 世纪曾出现过三次所谓的性革命，最后一次性革命 --被称之为新兴革命，开始于 30年前。

它对传统的性别、爱情和性模式的重新评价，在西方国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必须对此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新思考。

仅是在技术、文化和个人层面将繁殖从性领域分离出去这一事实，就已导致所有传统性理论的降低。

但我们却还纠结于传统的性理论中，尤其是纠结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简称《性学三论》之中。

其实我们今天的思想、感受、工作、爱、生活，已经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那个时代了。

当米歇尔·福柯几十年前回顾以往的性理论时，他在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中看到了他所发现的知识和权力规定的四个策略性总和。

这四个历史性特点或重大事件是：对女性身体的伤害、性行为的社会化和非常态的精神病学化。

但在今天，这类观察已经不再有什么效用了。

今天需要我们描述的是女性的觉醒，性别差异的不平等遭遇，性与生育意愿的分离，异性恋与婚姻作为唯一一种生活和爱情模式的历史退位，以及对以往被认为是病态的文化价值化的部分认可。

我们今天的经历和行为，在一二十年前的中欧民众看来还是不可想象的，未结婚而同居生活者，或是公开自己同性恋倾向的人，生活在一种得到某个国家认可的生活伙伴关系中；性取向者可以同时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保持亲密关系。

令人惊讶但也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较少的例外，社会学界尽管面对性实践所出现的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却至今仍然没能看到，应当在社会学研究中对性、文化和社会做一种综合性的批判思考。

即使是心理分析学家和只有较少一些专家从事的学院式性科学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发表一些零星文章的水平上。

其他学科对这一巨大变革或是保持沉默，或是以古老的生物学的陈词滥调来胡扯一通。

这就导致了他们所讨论的，常常是一些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原理，似乎自那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剧烈的变化。

事实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9世纪、20 世纪之交就已经从理论角度去思考，人永远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孩子，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的作为对性欲和性行为进行系统理论批判的性科学其实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几百年前作为普遍文化模式而形成的原始性欲和性行为，还没有完全被淹没在市场形态、冷漠之中。

在第二次性革命之后，性医学甚至对性的微小细节做了研究，但现在却处在一个退却的状态，因为神经学首先许诺了其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而关怀或关注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儿童、妇女、心理不健康的男人、渴望改变性别的变性者，以及在遭受迫害的同性恋者，无疑是非生产性的，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

在媒体中，批判主义的性科学也影响甚微，如同在一片干旱没有好收成的土地上耕耘，它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了别的科学。

但是，孤独、唯我、互不相容以及性的神秘化等仍然在继续。

这些痛苦被装饰在性行为、新的性别认同和新的性别组合模式等范畴的花絮之中，而这些范畴还在争取社会的文化认可。

只要观察一下近几十年来批判主义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理论和实践上需要这么一门科学。

就是因为我们当今社会的话语讨论和公开发表的有关性的论题与绝大多数民众实际情况还存在着这么一个巨大的鸿沟。

此外，很重要的是，还想申明一下：在这里是以生活在欧洲中部并有意识地经历了东德和西德两种政治体系的一个白人和一个男人的身份，来讨论这些问题的。既不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男人，也不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女人。

所以是因为“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作为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模式，只存在于欧洲和北美。

其次重要一点是，鉴于当今研究现状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应当考虑有自己独特研究视野的领域。

一个医学家对一种研究对象或一个场景甚至是对世界的观察，当然会不同于一个哲学家。

观察视野中当然医学专业知识以及在诸多与心理学和哲学临界的医学专业中的实习和实践，其中尤其包括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妇科和性医学。

研究工作最初着重于以经验和实验为方向的社会心理学，以后也从事临床治疗、文化理论和性学史的研究，同时教授作为医学范围内的性学教授和作为社会科学范围内的教授所授的课程。

因为即使是爱情，在第一感觉上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事件，而不是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反应。

为了辨认出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自古代欧洲几千年以来的历史事件，就足够了。

粗略地说，文化和社会科学的性理论具有一种普遍性，而心理学的性理论只具有一种特殊性。

可以这么说，社会理论家谈及的是整个社会的人群，而心理学家研究的只是某一个个人，因为没有某个个人的爱情和性生活会与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完全相同。

因此我们讨论的主题就应是:社会、文化和团体的变化，是怎样具体影响到每个人的。

为了展开这一讨论，首先必须对单一的个人相应地做一种表层和深层心理反应的研究。

研究并不主要围绕某些个人的特性，如情绪调控、挫折承受力、自我保护行为、符号化暗示能力、自尊心、客观恒定性和羞耻感等。

这里不会提供一种性心理学，因为特奥多尔·W.阿多诺曾如此说:“抹杀个人特性是意识形态的方法。”所以这里主要作为一个非心理学家，却借助心理科学来推导出心理理论的结论。

使我们不拘泥于某个社会学的术语上，比如不会按社会学的术语来说什么“爱情是对另一个人的整体包容’，而性则是'亲密沟通的共生基本机制”。

这一研究定位，也包括了作为客体的主体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有着对象化客体和客体对象化的前提。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对性的无规则性和对性的反抗性。

鉴于性的这些特征，要想对所有的乐趣都做出规定，无疑是在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客观状态下，一种对性的反面图像和性的反现实性的绝望寻找。

主体已经被排除在哲学的许多领域之外，个人的客观性也已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哲学不想落入虚空，不想与早就如同对待百货商场的商品目录那样地对待性的精神感受的单纯性学沦为同类。

那么就必须坚守研究一切:主体、个人、意愿和性欲的满足度。

因为尽管当今社会几乎一切都已经社会化了，但人性的欲望和行为却仍然具有真实的个人性。

通过追问性批判理论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及其盲点；通过区分神秘的性与通常的性关系模式的不同，以及单纯性学在科学理论和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性批判理论将越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也将越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理论，尤其将与单纯肯定或强调渐进的性学保持距离。

性作为意识形态、科学和社会模式，当然受制于性批判理论。

性别作为社会形态之所以受制于批判理论，是人为的乐趣和权力、欲望和暴力、爱情和交易、性的实施以及普遍物化不只是在理论家的头脑中是铸刻在一起的，而且也在实际的生活中因其内在的相互纠结而不可分离;性作为一个范畴，由于学科化的性与非学科化的性是相矛盾的，也就揭露了任何一门性科学的非真理性;

而如果把性命作为意识形态，那么对于健康和快乐的生活来说，意识形态恰恰就是它的障碍。

如果要将这些论题浓缩到一个共同的核心，只能说:所有与性相关的领域，从伟大的爱情到变态的性欲望，都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有着一种尚未解开的自我冲突。

由于这种起源于普遍原因的冲突没有得以解脱，因而也就没有性自身和谐的可能性。

横亘在性的意愿与性的满足之间的那个深渊，只有借助一定的客体模式，即只有借助性欲和性行为，借助规则和坚守才能跨越。

但也存在有唤起个人性欲的秘密和由主体互动的爱情而获得的无法估量的性满意度，可以用来填补这个深渊。

这就表明绝不只是悲观地看待这一切。

确信正确和较好的方法是，在理论上特别注重批判，并且这就经常意味着是悲观的，但在实践上却尽可能乐观地看待这一切。

否则，作为医学者和心理治疗师根本无法再对患者进行咨询和治疗了。

绝不如其他一些人那样消极地看待新的新别的革命。它带来的一些自由开放，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与早先的时代相比，在我们今天的亲密关系中双方更加平等，而且我们的亲密关系也变得更真诚了。

我们已经从伟大的哲学家那里学习到:意见和观察如果没有范畴，便是盲目的;而范畴如果没有意见和观察，便是空洞的。

基于这个理由，这本书不仅只是引进了一些范畴，而且也列举了许多当代文化中的实际范例。

在总体上尽量保留了所批判事物的原貌，即它原先是什么，它也就是什么;不想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清楚，怎样才是一种“正确”的性生活。

一种批判理论并不兼容绝对和最后的确定性。这里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原理和断想，只是米歇尔·福柯意义上的一个“工具箱”。

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对读者有所帮助。